1949年4月23日上午，在北平香山的双清别墅，卫士李家骥正进入值班室，叶子龙迅速赶来，手中握着一张红纸。纸上的简短消息震撼人心：南京已经解放。几天以来，毛泽东几乎没有真正休息，白天忙于处理电报，夜里则一直关注地图，喝了几次茶水，却往往忘记用餐。李家骥回忆起前班卫士交接时特别叮嘱自己：“主席工作繁忙，休息不足，多劝他放松。”

双清别墅并不奢华，池塘和花草环绕，环境雅致，居住和办公条件相对简朴。自从中央领导人抵达北平后，这里成为了处理重要军政事务的场所。当时北平已完成和平解放，但长江以南的局势依然是整个中国局势的关键。

毛泽东的劳累来自于一场尚未解决的博弈。1949年1月，蒋介石在元旦时发出和平信号，但随后在1月21日宣布将由李宗仁暂代总统职务。南京方面组建了代表团，希望通过谈判争取时间。中共中央对此并不只是口惠而实不至，1月14日，毛泽东就时局发表声明，提出和谈的八项条件，其中包括惩治战争罪犯、重组军队、进行土地改革等。尽管条件严苛，却是有其必然性。在三大战役后，国民党军的主力已遭重挫，南京政府也失去了重新掌控全国局势的能力。共产党愿意和谈的目的是为了减少战争损失，但谈判绝不能成为保留旧有军事结构的手段。

4月1日，南京政府代表团抵达北平，代表中包括张治中、邵力子和黄绍竑等，谈判则由周恩来负责，成员有林彪、叶剑英、林伯渠、李维汉和聂荣臻等。这场谈判的环境与长江两岸的军事动员形成了鲜明对比。代表团在北平讨论政治文件，而前线肃穆，解放军的部队在江北聚集。南京沿长江部署了重兵，并依靠舰艇和空中力量构筑防线，与此同时，解放军第二、第三野战军已悄然抵达渡江的准备位置。

有趣的是，谈判桌上的每一句话都与战场上的行动息息相关。周恩来明确表示，军队的重组和解放军渡江接管地方政府是不可退让的原则，并给南京方面下达了明确的答复期限：必须在4月20日前作出回应。4月15日，双方拟定了《国内和平协定》的草案。南京代表团返回后，李宗仁等人请求修改关键条款，尤其是不愿承认解放军越过长江和改编国民党军队的要求。结果，南京在20号拒绝在协定上签字。

同一天，毛泽东依旧未能按时用餐。李家骥几次劝说，他都说“等一会儿”。下午，周恩来到来，卫士顺势询问：“周副主席来了，是否准备些饭菜？”周恩来立刻接过：“是的，快去正好我也没吃。”很快，厨房做出了几道家常菜，毛泽东叮嘱简易些。就餐时，他认出面条是李家骥现擀的，笑称：“这个小子会做面条。”简短的交流让紧绷的气氛稍显缓和。

饭后讨论迅速回到战局：既然南京方面拒绝签字，原定的军事行动便可以展开。毛泽东放下筷子，对周恩来说：“就这样办，做好准备，我将起草发出进军全国的命令。”当晚，毛泽东起草了命令，指示解放军勇往直前，歼灭一切抵抗的国民党军队，解放全国人民。文件完成后，中央领导团队开会讨论，朱德等人认为前线部队已做好准备，渡江时机已成熟。

4月20日夜，渡江战役在长江下游打响，炮火照亮了夜空，解放军通过木船、民船和突击船只强势渡过江面。尽管部分江段水流湍急，敌军在工事和火力上的强烈抵抗，但防线很快被突破。21日上午，毛泽东得知解放军已成功突破长江防线，连声说道：“好，太好了。”他继续关注地图，分析各路部队的推进方向，南京不再是高不可及的目标，国民党构筑的防线已经撕裂。

4月23日，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。叶子龙将捷报奉上，宣布南京解放。毛泽东听后怒拍桌子，兴奋地说道：“好，我看看蒋介石还有什么能耐！”之后，他将消息告知院内工作人员和卫士，压抑已久的紧张感终于得以释放。当天上午，毛泽东对李家骥说：“我要小睡一下。”连续多日辛劳，他很快沉沉进入梦乡，一觉睡了五个多小时。南京的易手不仅仅代表着城市被攻占，更意味着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核心已然失守。

几天后，毛泽东写下了《七律·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》：“钟山风雨起苍黄，百万雄师过大江。”诗中的“百万雄师”正是指在渡江战役中大规模出征的人民解放军；而长江防线的崩溃，亦为后续在上海、杭州以及华南和西南的战事打开了新的通道。